首先我们看到最外围的是具体翻译实践部分，它直接与应用翻译理论相接触，翻译理论则处于整个简图的中心位置。翻译理论直接作用于应用理论，进而通过应用理论来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活动。应用翻译理论充当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活动之间的桥梁作用。比如说指导译者决策的是“功能对等理论”，那么它在应用理论部分就会主要从读者接受角度去考虑问题，就会尽量转变原文中的句式结构或格式以适应译文读者的需要。这说明翻译理论是在整体上或是在宏观角度上指导翻译实践活动。同时我们发现在简图中，有一部分翻译理论是直接和翻译实践部分相连的。这部分理论可从宏观角度去指导实践活动，同时也可在实践活动中直接去影响译者的决策（如文化形象的翻译问题）。将翻译研究与语言学研究作以类比，我们会发现，核心语言学同样也不能直接指导教学实践，它们之间是通过应用语言学来连接的。对于翻译而言，同样应由应用理论来连接。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成果的意义。由于翻译理论是从描写和分析译品中总结出来的，因此理论亦可反过来用于指导对译品的批评与赏析。通过对译本好与坏的分析及评价，探求其深层次原因，亦可促进翻译实践的发展，这样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翻译理论对实践的促进作用。

　　学上有一种观点，“存在就有意义”。直接把这一观点作为翻译理论研究存在的理由，似乎有些强词夺理。但回顾从翻译理论研究开始到现在的百家争鸣、学派林立，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本身就说明理论有它自身的意义，有它自身的价值。翻译研究使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了翻译活动本身，从最初仅限于译本（或原文与译文）的研究到对译文读者的研究，再到现在对译者本人翻译策略的研究，尤其是对其心理的分析，人们已经从简单的翻译现象（或表象）研究深入到了对人脑中“黑匣子”的研究。同时，翻译理论研究的兴旺也促进人们开始客观地看待翻译活动。目前仍有人持“能写作则写作，不能写作则翻译，不能翻译则写译论”这样的观点。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过写作的经历，懂得写作的不易，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了解翻译中的种种困难。他们常简单认为会了两种语言就可以做这两种语言间的翻译。事实远非这么简单。大量理论的深入研究无疑表明了翻译并不是简单地搬一两本字典就能做的。早在1951年，董秋斯就曾指出两种反对翻译理论的意见（认为翻译是艺术和认为翻译是一种技术的观点），“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理论”，“不过日用而不知罢了”，“问题是，此乃不正确的理论。‘这种理论严重地妨碍了中国翻译工作的进步'”。随着外语教学的日益普及，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翻译活动，译者的社会地位也不断地提高。这其中翻译理论研究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