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总署对全国少儿图书进行专项检查后，发现近12%质量不合格。刘杲同志在《该不该重视》一文中认为，“在各类图书中少年儿童图书并不是质量最差的”，对此，我深有同感。仅就我接触的翻译图书而言，其质量问题恐怕就更多。

　　2003年，我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透视劣质翻译症结》一文中，曾列举了一批劣质翻译的事例。两年过去了，应该看到有些地方有所改进，例如，当年受到媒体批评的燕山版外国文学名著，因为注意选用一些名家较好的译本，多种书的质量明显改观。但是，从市场来看，劣质翻译依然大量存在。有一套致公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一下子冒出了上百种，哪来的翻译家这么快就能译出上百种？一细看，原来其中有好多种侵权书、违规书，难怪近日受到了停业整顿的处罚。再观察媒体的报道。仅据部分报刊的统计，从2004年11月以来的一年中，批评翻译图书质量的文章多达24篇。其中《人民日报》用的标题是《文学作品翻译质量问题严重》、《翻译出版业浮华背后的忧思》；《中华读书报》用的则是《可怕的误译》、《关于翻译：真实的笑话》，其他报类似的标题还有：《治理翻译质量下降从何做起》、《外文翻译差错俯拾皆是》、《浮渣式翻译，闪电式出版》等等。公开批评文章平均每月就有2篇，这么高的曝光率，充分反映了人们对翻译图书质量关注及不满的程度。根据近一两年媒体曝光的新材料，对当前劣质翻译图书的“病症”，基本上可以概括如下：

　　理解错误，把关不严。2003年新华社报道，霍金著《时间简史》（插图本）“经专家对照后，差错至少10万字”，这够惊人了，如今更有甚者。《骑兵军日记》“每页错译高达两位数”，“6月3日的日记，1500字中就有16处错译”。《杰克·韦尔奇自传》38.5万字中，全错780余处，与原意有距离的千余处。

　　懒于查证，自凭想像。《果戈理》中，“命名日”错为“姓氏节”，著名的《莫斯科通报》错为《莫斯科主妇》，名画《庞贝城的末日》错为《蓬佩埃印的末日》；《上海摩登》中，Edo原指日本江户时期，却想像地错成地名“伊豆”，以至使原意完全变了样。

　　生搬词典，忽视文化解读。《中世纪欧洲经济社长史》中，把“农奴制”错为“奴隶制”，在经济学里含义完全不一样；《玻尔传》中把“族徽”错为“道袍”，岂不把科学家玻尔变成“妖道”了；《杰克·韦尔奇自传》中，gets carded一词的义项选择不当,错译为“梳理头发”,从书中限制“未成年人进酒吧”这个语境,此处应为“检查身份”。

　　粗心大意，错得可笑。《上海摩登》中，把public（公共领域）误成republic,错译为“共和国”；把wertherian hero（维特式主人公）误成westerm hero,错译为“西式主人公”；最可笑的是，据《关于翻译：真实的笑话》一文揭露，竟有人把“墨索里尼”（Mussolini）错成“穆斯林”（Muslin），张冠李戴得出奇。

　　违反通用译法，自造专用名词。《果戈理》中，但丁著名的《神曲》，变成《神奇的喜剧》，“伏尔泰”变成“沃尔泰”，“大仲马”变成“亚力山大仲马”；《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中，著名意共创建人葛兰西竟变成格拉姆齐；《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中，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也变成“欧根尼·宁达”，像这样无视通用译法，随便自译，只能给读者添乱。

　　数据不准，误用术语。主要是科技书。如《时间简史》（插图本）中，p.26，3万米错为2万米，p.28，13米错为100米，p.40，1750年前错为1750年，还有“成正比”错成“成比例”,“引力场”错成“引力”；《真实的费曼，失真的翻译》中，“算符”错为“运算”，“经典电子半径”错为“经典电子幅射”，“选择定则”错为“淘汰定则”，“认识论”错为“认识讨论”，“后经院时代”错为“后知识年代”，等等。

　　故弄玄虚，离奇译文。据《文汇读书周报》载，《伍尔芙随笔集》中有这样一段译文：“那些绘画作品即使在它们并没有诱惑我们去进行那种产生众多夭折的怪物的崇高努力时，也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于是受了她的牺牲品的欺骗的生活就没管他们而继续跌跌绊绊地往前走了”。谁能看懂这种“翻译”？读了还能“令人愉快”吗？

　　侵权不断，伪书迭现。《我是如何从销售失败走向销售成功的》一书，合法引进版权者尚在翻译，市场上就出现多达9种各式各样的侵权书；2005年2月，美国“拿破伦·希尔基金会”中国区域版权方向一家媒体投诉：世界畅销书《思考致富》只有中信出版社得到合法授权，市场上按该书内容变换花样出版的48种书，都属于侵权。至于造假的翻译伪书，如机工版的《没有任何借口》、海潮版的《培养男子汉》、民主与建设版的《西点法则》，以及仿冒辽海版《让幸运来敲门》的伪书等，只不过是已被逮着的罢了。

　　至于公然的或偷偷摸摸的抄袭、剽窃，迄未间断，花样众多，举不胜举，大多徒唤奈何。

　　翻译图书质量问题喊了好多年了，媒体也给足了版面呼吁，但见效始终不大。上面所列还仅限于部分报纸已曝光的，实际的状况只能比此更广泛更严重。特别是市场上的翻译图书中，有相当部分是无外文编辑的出版社，以及由工作室和民营文化单位协作出版的，目前报刊上已曝光的翻译质量问题，还很少涉及这些领域。所以，希望新闻出版总署也像对待辞书及少儿图书一样，尽早对翻译图书质量组织一次专项检查，至少应该从人文学科的翻译图书先查起。其必要性还因为：第一，基于对共同母语的理解，读者对中国作品的差错，相对比较容易识别或质疑，但对外国作品，多数人只能依赖译者的诠释，你译错了别人也只能信你的，足见翻译质量的重要性；第二，受版权保护的规定，一旦合法获得翻译权，就不许他人从事相同作品的翻译，如果你的译本很糟糕，就排斥了优秀译本的传播，所以必须慎用你的翻译权。就保证翻译质量而言，涉及面很广，固然需要多方面综合治理。但是，图书是翻译质量的载体，整治翻译质量，就理应从整治翻译图书质量做起。